以死殉道雖然震駭一時,但我卻不愿稱其為真正的勇士,原因有二,其一:生命的消逝與道的實現(xiàn)并非總是等價交換,無謂的犧牲徒生悲壯,其二:凡以死殉道者大多不能稱得上英雄;相反,我更愿敬仰以不死而殉道者,頑強的生命之下露出的是崇高靈魂的底色,以未死之身鑄就的偉業(yè)和不屈的精神流傳千古。
以死殉道者很多時候只是做出無意義的犧牲,對于這樣的英雄,哀婉之情應遠大于敬仰。無論是戊戌六君子還是劉和珍君,他們都為了民族的未來獻出了自己的生命,可我不禁想問:“英雄死后怎樣?”怕是僅留下“淡紅的血色與微末的悲哀”引至“幾個所謂文人的陰險論調(diào)”,待到忘卻的救主降臨,便再也無人記起,即使真如陶淵明所言:“親戚或余悲”,可那也不過是將最大的悲哀通過亡者的親朋呈現(xiàn)于人間,使“毒蛇”與“禿鷲”們快意于此般痛苦,并將其作為死者菲薄的祭品,這恐怕更加的諷刺,在此之中,我只感到了時人的愚昧與麻木,并為殉道者們感到萬分可惜。
以死殉道者往往一死了之進行逃避,只敢面對肉體的死亡不算英雄。一如日本所崇尚的“武士道精神”,他們在所謂效忠天皇的“道”上失敗之后,常常選擇切腹自盡來結(jié)束自己的一生,他們有付出生命的勇氣,卻失去了完成道的執(zhí)著,他們有追求道的堅定,可再也沒有完成道的機會,以榮譽的損失為由逃避應負的責任,以死殉道而擺脫生命的重擔,這樣的殉道者絕對稱不上英雄,更遑論尊敬一說,觀諸當下,盛世太平,時代并不苛求我們將一生毫無保留的獻給國家,擁有過一個追求安穩(wěn)生活的“道”也無可非議,可當生活向我們露出獠牙之時,我們也絕不應以死來完成自己的“道”,追求永恒的安穩(wěn),逃避生活的苦難。
以不死殉道者敢于面對精神的困頓,直面沉疴的靈魂更加高尚。若探究司馬遷“就極刑而無慍色”的原因,大概是因為自己的“道”尚未完成,《史記》草創(chuàng)未就,可若是論及“雖萬被戮,豈有悔哉!”之根本,便要歸因于他那堅韌的內(nèi)心,不屈的信念讓他自甘受辱,在接受宮刑之后堅定的生活,其成就偉業(yè)的堅定意志,令世人稱贊;越王勾踐,臥薪嘗膽,終以三千之越兵之勢吞萬乘之吳,勾踐臥居柴草之上,舔嘗苦膽,這份正視苦難的勇氣與啞忍,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尊敬的,在這種情況下,不死比死要難上萬倍,也只有擁有這份不死的氣魄與毅力,才配的上勇士之稱。
以不死殉道者功垂千古,福澤萬世,舍一時而謀萬時,舍小我而成萬我,值得尊敬。魯迅先生曾言:“震駭一時的犧牲,不如深沉韌性的戰(zhàn)斗?!闭\如斯言,我們不能否認犧牲者的警醒作用,可這個世界上成就偉業(yè)的永遠是不死而殉道者,“問汝平生功業(yè),黃州惠州儋州?!笔廊酥恢K子平生仕途失意,卻不知“東坡處處筑蘇堤”,縱使落魄至此,仍為蒼生著想,為國為民之“道”彰顯無余;也正如司馬遷深情落墨于《報任安書》:“不韋遷蜀,世傳《呂覽》;韓非囚秦,《說難》《孤憤》;《詩》三百篇,大底圣賢發(fā)憤之所為作也?!边@些堤壩和著作,溫潤著一代又一代人,以身殉道固然值得尊敬,但未死殉道而鑄就偉業(yè)者,更加值得尊敬。
在黑暗中踽踽獨行比在陽光下慷慨赴死更難以做到,而只有前者,才是真正的勇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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